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其中，高岗的地位与权重尤为突出，因此当时人们戏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本文指出，所提及的官职描述存在偏差。事实上，在所谓的“五马进京”事件之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已经先后进京。而在“五马进京”时期，贺龙也加入了进京的行列。紧接着“五马进京”之后，邓子恢于1953年1月进京。而在1953年10月，叶剑英从武汉被调至北京，担任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那么，为何不将其称作“十马进京”或“七马进京”呢？
而且，1954年再度上演了一场集体的“五马进京”盛况。除了五大区的负责人之外，进京的人数更是络绎不绝。
若仅就大军区司令员与野战军司令员而言，“五马进京”期间，共有7位司令员或进京或转任：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员林彪、西北军区兼一野司令员彭德怀、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这五位均被调至北京。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则代理总参谋长一职，而华东军区兼三野司令员陈毅则专注于上海的地方事务。贺龙作为7位司令员中最后一位被调往北京的，同时身为大行政区首脑（邓小平进京时间早于贺龙），却并未被纳入“五马进京”的行列。
“五马进京”的传说流传已久，对于历史学术研究而言，我们至少应当对这一事件有更为详尽的了解。
六大区始末
1949年11月，西南局在湖南的常德宣告成立，紧随其后，1950年2月，西南军区亦在重庆设立，由此构成了六大中央局与六大军区的格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确保中央政令的统一与有效执行，国家行政体系采纳了大行政区制度。1949年12月2日，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东北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际即行终止职能，其所辖的河北、山西、绥远、热河、察哈尔五省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则直接归属中央管辖，并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以负责该地区的事务。至1953年1月，上述机构均被撤销，中央政府设立六大区行政委员会，作为其派驻的工作机构，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均沿袭了原军政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东北局领导人高岗，同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及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以及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华东局首任第一书记饶漱石，第二书记陈毅，同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及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以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政委饶漱石。
中南局首任书记林彪，第二任书记罗荣桓（尚未到职），第三任书记邓子恢；同时，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由林彪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亦为林彪，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尚未到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
西北局首任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西北军政委员会及西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以及政治委员习仲勋。
西南地区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同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以及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邓小平。
华北局首任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聂荣臻、第三书记刘澜涛，华北事务部部长兼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
上述人员所担任的职务一直延续至1954年或1955年，相关机构被撤销之际（高岗与饶漱石的军区职务除外，罗荣桓因未到任，邓子恢实际上担任了第二书记的职责）。在此期间，部分人员还兼有其他职务，未在此详述。例如，彭德怀于1950年10月抵达北京，8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至1954年9月。1952年7月，他回国后主持军委工作，同时兼任新疆军区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任职时间从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
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四大军区分别管辖一野、二野、三野、四野。除刘伯承担任二野司令员、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外，其他主官亦系兼任。1950年4月，全国军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决定废除野战军及兵团的番号，但各部队执行的时间并不一致。野战军的番号仍习惯性地被使用，本文在叙述军区与野战军时，通常不作区分。
随着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处理告一段落，1954年4月，党中央作出决策，正式撤销了所有中央局，包括山东分局和华南分局在内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亦随之解散。
1955年二月，我国做出重要决策，对军区体制进行重构，将原有的三级军区制优化为军区与省军区两级制。此举导致原有的六大军区不复存在，经过整合，形成了崭新的12个大军区。
中南地区行政领导变迁
林彪为六大区首位离职者。
中南局成立于1949年5月，至1954年4月结束，原名华中局。期间，林彪担任第一任书记，罗荣桓担任第二任书记，邓子恢则担任第三任书记。
罗荣桓未曾正式履新：自四野南下伊始，便因疾病未能随军行动。1949年9月，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次年4月，又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至1951年11月，中南局人事调整，邓子恢成为第二书记，叶剑英则担任第三书记。叶剑英同时兼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负责管辖两广及港澳地区。
1949年年底，林彪自衡阳前线返抵武汉。翌年二月，他出席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三月十三日，林彪前往北京，并在中南地区保留所有职务直至相关机构被撤销。在北京期间，他虽以养病为名，实则积极参与了入朝作战的筹备工作，并多次参与赴苏联的会谈。此外，他还曾短期担任中央军委的主持工作。
1951年11月，中南局的组织架构正式调整，邓子恢同志被任命为第二书记，叶剑英同志则担任第三书记。
邓子恢身兼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中南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尚未到职），无疑是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军区事实上的掌舵者。中南军区并无副司令员一职，林彪离汉之际，第一参谋长萧克被调任军委训练部长，谭政晋升为中南军区第三政委，陶铸则升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日常事务的打理则由谭政、陶铸与参谋长赵尔陆共同负责。中南局也相应地增设了第一副书记谭政、第二副书记李雪峰（1952年9月，李先念被任命为第三副书记）。
1951年5月，华南军区正式宣告成立。叶剑英将军担任司令员一职，谭政同志则兼任政治委员。此外，陶铸同志，因曾短暂代理广西省委书记之职，亦于同年11月加盟华南分局，成为第四书记。
1952年6月12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华南分局的负责人，并对广东省的工作失误提出了批评。因此，华南分局的第三书记方方受到了降职处分。当月，中南军区的领导机构遵照命令迁至广州，并与华南军区合并。叶剑英将军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的副司令员兼代司令员。随后，他前往北京休养。在此期间，中南军区由第三政委谭政同志主持工作，同时谭政同志也担任华南分局的第三书记，负责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第二书记张云逸同志专责广西省的工作）。同年9月，中南军区的参谋长赵尔陆同志前往北京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一职，黄永胜同志接替了他的职务。
1953年五月，陶铸担任华南分局的代理书记，标志着华南地区正式开启了长达十三年的陶铸主政时代。同期，谭政专责主持中南军区的日常工作。在这段时期内，黄永胜则赴朝鲜担任19兵团的司令员一职。
在武汉，邓子恢于1953年1月赴北京就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之职，此时中南地区的主要领导岗位均出现空缺。中南局第二副书记李雪峰在上一年10月已晋升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随即填补了这一空缺，同时担任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持工作。武汉已无大军区机关的设立，李雪峰亦未担任中南军区的职务。
1953年五月，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以及中南军区代司令员，这一罕见的举措使得林彪同志的三个职务均由叶剑英同志兼任。
“1952年，邓子恢从中南局调至中央农村工作部，叶剑英则从华南分局调任而来（注：实则自北京调动），不久之后，他也转调中央工作。直至大区体制撤销前，中南局的工作均由我负责留守。”（《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在广州地区，1954年，黄永胜归国后，便担纲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及参谋长之职。同年9月，谭政离任广州，转任国防部副部长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后，中南军区便由黄永胜和陶铸共同领导。1955年3月，军区正式过渡为广州军区。
1955年四月，中南军区正式更名为广州军区。在此过程中，原属中南军区管辖的湖北军区亦完成改编，晋升为武汉军区，并承担湖北省军区的双重职责。
西北地区行政领导变迁
西北局的历史源远流长。1949年夏季，西北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组，当时的第一书记是彭德怀，第二书记则是贺龙，第三书记则是习仲勋。到了年底，贺龙率领第18兵团从北路进军四川，因此西北局随即对领导架构进行了调整，由第二书记习仲勋接任，第三书记由马明方担任（1952年11月，又增设了副书记马文瑞）。
1950年10月，彭德怀同志赴京并踏上朝鲜战场，此间，西北地区的工作全面由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同志亲自主持。在军区日常事务的处理上，副司令员张宗逊与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分别承担了主要职责。
至1949年岁末，西北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第二书记一职由习仲勋接任，第三书记则由马明方担任。
1952年9月，习仲勋肩负使命抵达北京，就任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此时，西北地区四大要职均空缺。第三书记马明方获升迁，从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一跃成为副主席，并兼任军区副政委，自此全面担纲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作（其原任的陕西省委书记一职则由潘自力接替）。在西北军区，甘泗淇于1951年8月赴朝参战，张宗逊于1952年11月晋升为副总参谋长。在这期间，除马明方外，政治部主任廖汉生一人力撑局面，直至1954年3月，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绍辉正式到任。随后，廖汉生升任副政委，冼恒汉则接替其担任政治部主任。
1954年四月，大区制度被撤销，马明方随即被调往中央任职。同年九、十月间，彭绍辉接任副总参谋长一职，廖汉生则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至此，西北军区仅剩政治部主任冼恒汉负责看守事务。
1955年5月，西北军区正式撤销，其职能与职责转由新设立的兰州军区承接。张达志，时任西北公安部队司令员，以及冼恒汉，共同担任兰州军区的首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原属西北军区管辖的新疆军区也实现了升级。
西南政区领导变迁
1949年11月组建的西南局，其历史相对较短。在这一领导集体中，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始终未曾更换，从他们的资历来看，这种模式可称之为“三驾马车”式领导。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先行离职，于1950年10月底启程赴京，着手筹备陆军大学的建立。邓小平与贺龙均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及西南军区首脑，共同负责西南地区的行政与军事事务。
1949年11月，西南局正式成立，刘伯承同志被任命为第二书记。
1952年7月，邓小平抵达北京，就任副总理一职。与此同时，贺龙全面接管了西南地区的工作。在军区事务方面，由副政委宋任穷提供有力辅助，宋任穷亦随之晋升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
1952年9月，西南军区副政委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分别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进入11月底，贺龙被调往中央体委担任主任，此时西南地区的主要官员均已离任，宋任穷遂接替其职责，全面主持相关工作。李井泉则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四川省委书记，张际春则负责管理西南军区。在此期间，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1953年4月入朝）和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协助张际春共同开展工作。
1954年1月，张际春踏上北京之路，就任中宣部副部长之职。与此同时，随着大区的撤销，宋任穷亦被调往京城。李井泉则继续担任西南军区副政委一职，同时兼任四川省委书记。在此期间，西南军区仅存的副司令员一职由贺炳炎实际兼任四川军区司令。然而，重庆的西南军区机关内，仅剩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一人留守。
1952年9月，宋任穷正式担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一职。
1955年4月，西南军区宣告撤销，王新亭随即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二政委。在此背景下，四川军区自然而然地转型为成都军区，并兼任四川省军区之职。贺炳炎与李井泉分别担任了该军区的首任司令员与政委。
西南军区曾辖下的云南军区经过改编，正式更名为昆明军区，并承担云南省军区的职责。同时，原辖的西藏军区也实现了级别的提升。
东北主政者历程
东北局成立于1945年9月。1949年5月起，高岗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记一职，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以及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
高岗在六大区域领导层中独树一帜，他一人身兼四大主要职务，堪称独一无二的“书记”，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之下，书记与副书记之间的差距，远超第一书记与第二书记之间的区别。
1949年五月，李富春与林枫被任命为东北局的副书记，同时，他们也担任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翌年，李富春被调往北京，担任政务委员一职。
1949年五月，李富春担纲东北局副书记一职。
1952年8月，东北局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整，林枫被任命为第一副书记，同时增设了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到了10月，高岗被调往北京，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岗位全部出现空缺。此时，以林枫为核心的“三驾马车”领导模式应运而生，张秀山亦担任军区副政委。在军区方面，主要由副司令员贺晋年主持工作。
1954年，高岗事件爆发后，邓华接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及代司令员一职。在此之前，他已在朝鲜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及代政委。9月5日，邓华正式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10月31日，他完成使命后回国，同时兼任副总参谋长。在六大军区中，司令员一职由五名元帅及高岗担任，而能担任代司令员者仅有叶剑英和邓华，这足以看出邓华当时地位之显赫。高岗事件发生后，东北军区政委职位出现空缺，尽管副政委周桓仍在职，但张秀山、张明远、贺晋年等人皆因高岗案件受到影响。
1955年三月，东北军区历经变革，正式更名为沈阳军区。邓华将军与周桓同志荣任首任司令员与政治委员。
华东地区领导更替
1945年9月，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在山东地区实现了合并，成立了华东局。饶漱石担任局党委书记，陈毅则出任副书记。至同年12月，华东局又增设了副书记一职，由黎玉担任。
1949年，华东局进驻上海，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由饶漱石同志担任第一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同志担任第二书记；康生同志担任副书记。至1952年8月，增设第三书记一职，由谭震林同志担任；第四书记一职，则由张鼎丞同志出任。
华东局领导层呈现出一种“诸侯”式的布局：陈毅负责上海市（自1950年3月起），谭震林主管浙江省，张鼎丞掌管福建省，康生则专责山东省（注：山东分局成立于1949年3月，康生担任书记。康生实际上在养病，第一副书记傅秋涛临时代理书记职务。1950年8月，傅秋涛被调往中央复员委员会担任秘书长，此时第二副书记向明接手主持山东分局工作。到了1952年12月，向明升任第二书记并代理书记）。饶漱石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真正是全方位掌控全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由曾山、粟裕、马寅初、颜惠庆四人担任。
1949年，华东局正式进驻上海，陈毅同志被任命为第二书记。
在饶漱石执掌华东地区的时期，副主席曾山被调往北京担任纺织部部长一职。副主席兼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则先是休养身体，并于1951年11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在此期间，军区日常工作相继由参谋长张震、张爱萍（自1952年3月起）以及政治部主任舒同、唐亮（自1952年10月起）负责主持。
1952年8月，浙江省委书记及华东军区副政委谭震林晋升为华东局第三书记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而谭启龙则接棒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一职。到了1953年3月，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地区的四大主要领导岗位中，仅剩军区司令员陈毅一人。随后，谭震林肩负重任，接替饶漱石负责华东地区的全面工作。
1954年，饶漱石事件爆发后，华东局第四书记张鼎丞被调任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与此同时，华东军区未能及时任命新的政治委员，而陈毅将军也在同年九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此期间，政治部主任唐亮晋升为副政治委员，而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则被任命为军区副司令员。正是许世友与唐亮，日后成为了南京军区的首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55年春四月，华东军区正式更名为南京军区。原属华东军区的山东军区，经过调整，被改编为济南军区，并兼管山东省军区事务。
华北主政者变迁
自1949年10月起，华北局由薄一波担任第一书记，聂荣臻担任第二书记，刘澜涛则担任第三书记。与此同时，聂荣臻亦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而薄一波则担任政委。
薄一波正式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及财政部部长职务，聂荣臻则接任代总参谋长一职。在华北地区，仅剩刘澜涛实际负责华北地区的行政工作。
1949年10月，当时的华北局第二书记聂荣臻，以及第三书记刘澜涛。
1950年11月，刘澜涛先生受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长一职。次年4月，其职务调整为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刘澜涛先生进一步晋升为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自1951年12月起，刘澜涛同志兼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一职，此后华北军区的日常事务便依次由参谋长唐延杰、继之杨成武（自1952年8月起）以及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负责主持。到了1954年2月，杨成武与朱良才分别晋升为副司令员与副政治委员，这一架构奠定了日后北京军区的组织格局。
1955年四月，华北军区正式更名为北京军区，同时，原属华北军区的内蒙古军区亦随之晋升为直属军区。
结语
自1949年下半年起至1954年4月，各主要行政区域相继更换了一批主政官员——
中南区域：林彪，邓子恢（任职于1950年3月），李雪峰（1953年1月），叶剑英（1953年5月），李雪峰（1953年10月）。
西北区域：彭德怀（1950年10月），习仲勋（1952年9月），马明方（1952年9月）。
西南区域：邓小平（1952年7月），贺龙（1952年7月），宋任穷（1952年11月）。
东北区域：高岗、林枫（任职时间：1952年10月）。
华东区域：饶漱石、谭震林（任职时间：1953年3月）。
华北区域：薄一波、刘澜涛（任职时间：1950年11月）。
中南地区人事调整频繁，此现象与中南军区迁址至广州的变动密切相关。
1954年四月，随着撤销大区的决策出台，六大区的最后负责人李雪峰、马明方、宋任穷、林枫、谭震林、刘澜涛均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副秘书长一职。紧接着，4月27日，六个中央地区工作部应运而生，上述六位领导亦同时兼任各部首长。因此，最终共有十五位大区主政者齐聚京城，远非仅仅是“五马进京”那般简单！
恰巧在1960年重新设立中央局之际，六个大区的最后主政者中，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三位分别担任了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的第一书记；马明方则担任了东北局的第三书记。与此同时，当年西南局第三副书记的李井泉，也荣升为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除上述各大区的主政者之外，在同一时间段内，更有五位大区领导脱颖而出，纷纷进京履任要职——
中南区域：首任副书记谭政，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及总政治部副主任；次任副书记李先念，身兼副总理之职；军区首位参谋长萧克，同时担任军委训练部部长；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亦为二机部长。
西北区域：副书记马文瑞，担任劳动部部长；军区副政委甘泗淇，曾担任志愿军副政委一年半，后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廖汉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副司令员张宗逊，兼任副总参谋长；副司令员彭绍辉，亦任副总参谋长；参谋长阎揆要，军委情报部部长。
西南区域：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负责筹建陆军大学，第二副书记一职由张际春担任，他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军区副司令员陈赓被派往越南执行任务，副司令员周士第则担任防空军司令员；此外，副司令员李达在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一年后，转任国防部副部长。
东北大区：李富春（政务委员）
华东区域：由中组部代理部长、第四书记张鼎丞，纺织部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副总理兼军区司令员陈毅，副总参谋长、副司令员粟裕，以及总参作战部长、参谋长张震等领导共同组成。
众多进京者仍坚守原有职位直至机构被撤销，由此导致主要职位频繁出现重叠与交错现象，如中南局、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华南军区中的叶剑英、谭政、陶铸等人便为例证。
在重叠交织的背后，亦显露出空白之处。中南军区在初期并未设立副司令员一职。直至1950年3月，司令员林彪离任，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方才任命叶剑英接任副司令员，并代理司令员的职务。
“进京”现象的成因，源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机构与人员变动频繁，由此引发的职务重叠、交叉以及空缺，无不昭示着变动的不可预测性。特别是在各大军区，正职与副职的空缺现象尤为普遍，这实际上也是撤销大军区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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